■ 许知远

　　"嘿，伙计，我再要一打这样的手套。"巴尔扎克总是被急于把拼命写作获得的金钱贡献给裁缝店。我们的巴尔扎克先生尽管身材矮胖、形容粗俗，却总是将自己幻想成一等一的贵族派头，好让沙龙里那些漂亮的夫人们心醉神迷。
　　但是，所有的夫人们更乐于承认，巴尔扎克先生的著作比他本人要可爱多了。他用自己的天才与偏执精神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19世纪上半页的法国都被塞了进去。每位读者都可以从中寻找些他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权力、欲望、爱情、贪婪、亲情、欺骗……，一应俱全。当然，巴尔扎克最喜欢、也擅长表现的，仍旧是他自己--一个默默无闻、没有好出身的年轻人，如何在光怪陆离的巴黎社会获取荣誉、财富与女人。这几乎成了当时作家的风尚了，巴尔扎克把自己想象成吕西安，而另一位天才斯汤达则叫自己于连·索黑尔。没有什么人比拿破仑更能刺激当时一代青年的想象力了，想想吧，这个不过居住在法属海岛上的小个子男人最终征服了整个欧洲。
　　他们是一群新人，是由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共同造就出的新阶层，是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前身。一直到大革命前夜，静止不变的阶级制度依旧主宰着欧洲，要么你是贵族阶层，要么就是贫民。1750年时，汉诺威王国的谢勒曾拒绝一为贫寒的年轻律师申请一个政府职位，因为年轻人的父亲是位订书匠--订书匠的儿子就应该订书匠，子承父业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道理了。
　　巨变当然不仅仅由1789年革命才开始。一种更为缓慢与积极力量其实早已进行。如果你愿意，我们甚至可以把时间推回到地理大发现年代。海洋航线与世界贸易的开拓不会对贵族青年产生诱惑，却成为普通人中的胸怀大志之辈可以借助的手段。他们中杰出者成了大资产阶级；而那些稍逊者则同样依靠商业活动过上了不坏的生活，他们是组织健全的商人与手工业团体，你或许可以称他们为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一种征服世界、获取新空间的理念开始传播。
　　在欧、美同样倍受尊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正是新理念的化身。他出身贫寒，却依靠奋斗成为印刷厂主、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出使欧洲，发现了电的奥秘，还促成了美国文学的诞生……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富兰克林的生气勃勃感染了当时的空气。
　　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写道："在十七世纪末，西欧中产阶级已经稳固形成了具有影响力与自尊心的群体，不但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也决心面对压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商业活动使他们获得物质保证，而同时启蒙运动作家的思想则为他们寻找到理论支持与精神寄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让他们相信商业活动并非低贱，伏尔泰、笛福们推崇的个人主义本就是他们的生活准则……
　　当时的中产阶级绝不是今日看法中的"社会稳定元素"，而是真正的革命元素。1789年革命同样可以被命名为一场中产阶级革命，他们要在贵族与贫民之间寻找一条中间地带。
　　查尔斯·兰姆不喜欢东印度公司的会计工作，却利用这份收入支持了自己的《伊利亚特随笔》的写作。殖民地的扩张，使19世纪的英国非贵族青年可以谋到一份不错的差事，他可以是文员、是记账的或是殖民地的低级官员（20世纪的乔治·奥威尔仍如此），同时教育也开放了，除了高不可攀的牛津、剑桥，他们还可以选择职业学校。对于法国青年来说，战争是他们同样好生活的重要手段，传说拿破仑的士兵会在军用背包里携带军官肩章，作为他取得元帅权杖的第一步。
　　总之实业世界的兴起、教育的开放、战争都为有才干的人提供了空间，一个鞋匠的儿子同样可以成为律师了。他们中最雄心勃勃地则变成了吕西安与于连·索黑尔--为社会带来了无限活力与，同时伴生着不安定感。
　　在巴尔扎克写作《幻灭》100多年后，社会学家C·W·米尔斯写作了《白领》，威廉·怀特出版了《组织人》。就像60年代青年所唾弃的，中产阶级是一群顽固的保守分子，而新一带代艺术家则坚信，中产阶级的品位粗俗不堪--他们不过幻想一幢好房子、一个漂亮、本分妻子、两个听话的孩子、一辆汽车，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装点书架……
　　对于今日中国社会而言，中产阶级不相似于50年代美国的白领，而更类似于18、19世纪的西欧。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担忧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是腐朽、保守的代名词，而更应相信，他们是今日与未来中国的革命性力量。
　　相似于19世纪的欧洲，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被奇迹般的撕开，在百姓与官僚之间一种新力量正在健康与病态共存的生长着。第一布，他们借助于商业力量寻求自己的立身之地，接着，他们将寻找自己的话语空间。他们需要自己的伏尔泰与塞缪尔·约翰逊，自己的《泰晤士报》与《纽约时报》。同样的，他们代表一种崭新的生命力，在这种力量背后是贪欲、个人主义、追求平等、反官僚制度……借助全球化运动，中国正在温习两世纪前欧洲的革命性变化。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颇为意外地发现，在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总先是最为革命团体，在维护个人利益、反对官僚统治问题上，他们比蓝领工人更有自觉意识。只是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才趋于保守。
　　现代历史学家，将欧洲中产阶级的兴起视作自由主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是中产阶级第一次是个人尊严、平等观念、自由协商原则变得如此普及，这也是更开放的商业观念取代封闭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过程。
　　但是，对于新兴现代化国家来说，当一种旧势力日趋死亡，而新精神尚未成熟时，却暗含着某种危险。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发现，伴随萨达特总统在70年代的开放政策，物质上的富足，文化与精神的堕落也同时出现，因为"人们考虑的，是以任何方式、在最短的时间里聚敛财富，而毫不顾忌任何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你当然可以将之理解为必须付出的阵痛，正如19世纪曼彻斯特的污水沟中流淌出现代工业文明一样。但是，更为负责的方式，是迅速建立一个与商业兴起想匹配的成熟中产阶级文化--即自由文化。伏尔泰、斯蒂尔、爱狄生、休谟、亚当·斯密、歌德都是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如今，在中国这样新兴国家，这种自由文化的建设，像物质建设同样重要，它们将共同催生出一个健康、稳定、宽容、进取、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