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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知远
像20世纪初的普通公众一样，伯特兰·罗素对于巨型的公司与它的掌管者怀有一种憎恶与迷恋交杂的情感。对于创造了标准石油帝国的洛克菲勒，他评价道："在现代世界的创造者中，有两位最为杰出的人，洛克菲勒与俾斯麦。他俩一个在经济学上，一个政治学上驳斥了自由主义的梦想。"在1901年，J·P·摩根与安德鲁·卡内基共同组建世界第一个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时，依旧对商人保持着传统性厌恶的勋爵引用了当时一本叫《生活》的杂志的问答集中的一条--"谁创造了世界？"答案是："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但J·H·希尔、J·P·摩根与J·D·洛克菲勒改造了世界。"
历史最终证明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反托拉斯浪潮是"公司世界"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是公司逐渐形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商业史学家将中世纪的修道院、手工业行会"基尔德"、自治的市镇视作公司的祖先，它们为社区与社会间提供联接。
约瑟夫·熊彼特说，证券交易所是圣盘的蹩脚的替代品。中间阶层推翻贵族阶层的近代革命过程，也正是商业世界取代宗教世界的大胆冒险。在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眼中，那些刚刚从手工业主发展成企业家的人，他们的冒险与贪婪是社会的新推动力，他们借以依靠的组织不是贵族阶层，而是企业。他们的前身正是令莎士比亚鄙夷的"威尼斯商人"，聪明的莎士比亚不会考虑，正是贪婪的威尼斯商人与附庸风雅的美第奇家族一起创造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商人们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使得威尼斯几乎享受了2个世纪的繁荣。
19世纪是威尼斯的商业精神复苏并蔓延到整个欧洲与美国的时刻。在美国的建国后的相当时间里，公司标志着获得了某种许可的特权。1837年的大法官罗杰·塔尼甚至说："当私人财产受到神圣的保护时，我们不要忘记社区也有同样的权力。"因为当时的商人喜欢这样说："尊敬的先生，不是我想这样做，而是我的公司需要这样做。"
新泽西州的州长里昂·阿贝特是公司发展史中一位激进的变革者，他在该州废除了特许证的规定，新条令规定只要交纳一定费用，便可以获得开办公司的权限。到1900年，美国95%的公司是在新泽西州注册的。这项变革在促进了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将公司所推崇的商业原则引入了政府--政府为自己提供的服务而收取对应的费用。
政府与公司间的令一个亲密关系发生在兴建全国铁路网的案例中，联邦政府几乎毫无怨言地为铁路公司提供土地、免费的调查，甚至派遣军队协助，在铁路公司对Santa
Clara地区的斗争中，最高法院站在了公司这一边。
但是，当时间到了20世纪初时，公司在公众眼中变成了扩张起来毫无节制的庞然大物，由于缺乏透明性，这种庞大变成了神秘与恐惧。对于公司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的担忧在林肯身上即已出现，这位智慧超群的总统有些愚蠢地担忧�"公司已经等基了，一个腐败的年代即将到来……财富将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共和国将被摧毁。"
在洛克菲勒令人生畏的标准石油公司最终被分拆后，公众的情绪开始冷静下来。当亨利·卢斯最终在1930年出版他的《财富》杂志时，年轻的出版商认定大公司的领导人已经是社会的核心，尽管他们依旧不被信任。而1944年，当彼得·德鲁克进入通用汽车公司，这位未来的管理大师相信，大公司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1950年代，公司组织终于在美国社会赢得了倍受尊敬的地位。当阿尔弗雷德·斯隆先生对于艾森豪威尔说"只要对美国有利的，就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只有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时候，没有人怀疑公司已经获得了如同政府、大学、军队、教会同样的尊贵声誉，甚至可能更高。更重要的是，其他一切机构都正在学习公司式的管理方式，他们正在变得公司化。
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的令人瞠目的全球化运动，将美国式的公司原则推广至全世界。在这场由资本、技术、管理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公司的地理界限变得模糊了，它逐渐发展成四海一家式的机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原则与公司国际化步骤相得益彰。乐观的全球化支持者相信，公司正在取代政府成为最重要的机构，一家美国公司对于印度可能影响巨大，因为它在该国的分部深深影响着当地经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登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首席执行官的理念》中甚至认为，首席执行官正在成为世界新的统治者，就如贵族阶级、政府官员曾经的领导地位一样。
而与此同时，公司化也成为其他机构不可逆转的潮流，因为公司治理意味着提高效率、减少浪费。政治观察家说布什时代的白宫是公司化最为明显的美国政府，而布什本人正是1978届的哈佛MBA。
9·11事件可能暂时延缓全球化的进程，也让人们重新置疑公司化的世界是否能够运转良好，追逐利润的公司能够完成对世界的危机处理吗？但是，只要是我们依旧在追求一个自由、充满机会、减少壁垒的世界，那么公司化依旧是未来潮流。当然公司这推动历史进程中，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公司只追逐利润，变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但是这已经不是19世纪的世界，公司也不仅是是组成我们完整社会的诸多元素之一，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最主要的元素，所以它涵盖地范围必然已经超越出仅仅的商业上的成功。正如可口可乐公司前总裁罗伯特·高伊苏埃塔所说�"我们在商业中确实负有一种使命。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它，而不必为发现这种使命而遗憾。就像一首乡村歌曲唱的那样：'你必须站起来承担点什么，否则你会趴下去失去一切'。"
今天的公司形态，很可能会面临相似于19世纪初的变革，在两个世纪前，人们利用这种形式创造了自由主义政体与罕见的财富，如今全球化主义者则希望这种形态为全人类带来自由、富足这样的福祉。
2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试图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入WTO，为中国的努力带来一种我们尚无法想象的推动力。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逐渐在学习，如何让商业原则取代行政命令，如何让自由流动取代一厢情愿的计划，如何用追逐个人利益取代道德主义，这一切都是公司原则的体现。公司世界并非完美，与中世纪或是贵族时代一样，它有着自己难以克服弊病，将人简化成经济人是其最大的弊病。但是，公司世界的确比单纯依靠宗教或者行政命令的世界，具有更多的自由，也能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也可能带来更长久的平和，这一点正如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写道的，商人之间不喜欢斗争，而倾向于协商。
对于2002年的中国，我们能说的是"欢迎进入公司时代"，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一股生气昂然、充满变革的气氛出现在中国，它将以罕见地力量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就像它曾经推动欧洲与美国进入现代世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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